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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唐志超: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

2018-11-30 16:59:27 中原经济区发展研究中心 阅读

作者: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叙利亚战争既非内战,也非教派冲突,而主要是一场地缘政治争夺战。多重矛盾交织,多组势力对立,致使叙利亚战争性质莫名难辨。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地区内外势力纷纷卷入,并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叙利亚问题日趋复杂,不仅使其解决难度增大,还扩大了叙利亚战争的外溢效应,对地区和国际格局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叙利亚战争;地缘政治;博弈;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注释略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1.011

 



2017年以来,叙利亚战场形势快速发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基本被剿灭,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节节败退,退居伊德利卜一隅。截至20189月底,叙利亚政府军实际已控制全国近60%的领土并占据绝对优势,库尔德人控制区约占28%,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约占9%,“伊斯兰国”约占1%。目前,叙利亚战争已接近尾声,难再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而政治博弈正取代军事斗争,成为新阶段叙利亚问题发展的新特点。

 

 

叙利亚战争的性质

2011年3月叙利亚战争爆发,迄今已近八年。然而,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却并不明晰。参战各方不同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迥异的利益纠葛,都影响着对叙利亚战争性质的判定。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性质,主要有五种说法。

一是内战说。这种说法传播最广,但大量外部势力介入使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目前叙利亚战场主要有四股内部力量:叙利亚政府军、反对派武装、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从表面上看,这四股力量都是叙利亚人,但他们背后都有外部势力支持,若无外部势力支持,叙利亚政府军恐早已赢得战争。此外,还有不少外部军事力量直接参战:除了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英国、法国等国直接出兵叙利亚外,还有来自黎巴嫩、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民兵,以及来自全球上百个国家的数万极端分子和雇佣兵等。因此,用“内战”来描绘叙利亚战争是不科学的。

二是教派战争说。这一说法也比较流行,它认为叙利亚战争主要是叙利亚少数派阿拉维教派与多数派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其背后则是以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和以沙特为首的伊斯兰逊尼派之间的对抗。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教派冲突的确已成为当前中东政治斗争的主要特征,构成危及中东安全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其核心是分别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逊尼与什叶两大教派的冲突。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从巴林到卡塔尔,从伊拉克到也门,教派冲突在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无处不在。在叙利亚战场上也存在着带有明显教派分野的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约旦以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另一边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什叶派民兵武装。不过,这一特征既难以解释美西方、俄罗斯和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的特殊角色,也难以圆说为何作为少数教派代言人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国内迄今仍然拥有如此广泛的支持和执政基础。其实,教派矛盾只是沙特与伊朗冲突的表象,两国博弈的实质是地区霸权之争。

三是反恐战争说。叙利亚战场上充斥着诸如“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众多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它们构成叙利亚战争中一支难以忽视的力量,是影响叙利亚战局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曾指出,萨拉菲圣战组织约占反对派武装的15%-25%。特别是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一段时间里攻城略地,叙利亚战争的面貌随之改变,而反恐战争也相应地成为叙利亚战争的主要形态。但反恐战争只反映了叙利亚战争的阶段性特征,并不能准确反映整个战争全局面貌。即使在“伊斯兰国”崛起期间(2014—2018年),反恐战争也只是叙利亚战争的主要形态之一,期间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的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实际上,反恐也未成为各方最优先的任务。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虽组建了反恐国际联盟,但拒绝出动地面部队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致使该组织日益坐大。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反对派也未将主要矛头对准“伊斯兰国”。


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后,叙利亚局势随之改变,俄罗斯开始主导叙利亚的政治与军事进程,西方和沙特逐步退缩,土耳其在与俄罗斯短暂军事对抗后也被迫转向寻求合作。图为2018年10月2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从左至右)出席叙利亚局势四方峰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呼吁在叙全面停火。(图片来源:新华社)

四是代理人战争说。诚然,叙利亚战场上的每股势力背后都有外部支持,美西方、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卡塔尔等在叙利亚内部都有代理人。叙政府主要得到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各地什叶派民兵的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数目众多,派别林立,其幕后支持者也多元,包括美欧、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如叙利亚自由军背后有西方、土耳其的支持;“伊斯兰阵线”“征服军”等幕后支持者主要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叙利亚土耳其旅”主要是土耳其支持;“库尔德民主军”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也被土耳其认为是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因此,认为叙利亚战争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表象而非实质。

五是美俄新冷战说。这一说法认为叙利亚战争是俄美全球新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俄冲突的产物。俄罗斯之所以在叙利亚开辟新战场,是为了转移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一解释也站不住脚。如果仔细分析叙利亚战争,可以发现,俄美对抗并非叙利亚战争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只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且支持力度是递减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是停止了军事支持。不深度卷入叙利亚战争,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前后两届美国政府的共识。美俄对叙利亚战争的参与程度也是不对称的,俄罗斯的参与程度明显强于美国,而且还有一个美退俄进的渐进过程。从200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时俄罗斯出面斡旋为巴沙尔政权解围,到2015年直接军事介入,正是因为看到美国的犹豫和退缩,俄罗斯才不断加大干预力度。

以上五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迷惑性也强。由于叙利亚战争持续时间长,牵涉面广,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外部势力参与广泛且深入,因此判断战争性质难度也大。本文认为叙利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地缘政治战争,地区内外势力在叙利亚的激烈角逐导致这场战争绵延不绝,愈演愈烈,“美俄新冷战说”和“代理人战争说”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博弈意味。

 

 

叙利亚战场各方势力

地缘政治盘算

自战争爆发以来,叙利亚战场一直存在多阵营并立、多重势力杂糅的错综复杂局面。最初战场基本分为两大阵营: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武装。随着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相继加入战争,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四强并立的割据局面,2017年初叙利亚战场还一度形成四分天下的格局。随着“伊斯兰国”溃败,到2018年初叙利亚战场演变为“三大一小”的格局,而到2018年9月又转变为“一大两小”的三方割据新格局。其中,叙利亚政府军不断收复失地;反对派武装节节败退,接连丧失叙利亚南部和东古塔两大地盘,退缩到伊德利卜省以及阿勒颇等地;在土耳其军事威逼下,叙利亚库尔德人失去了阿夫林、曼比季等地,控制地盘有所减少;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控制地盘只有叙领土1%,很难东山再起,影响锐减。

叙利亚冲突各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围绕叙利亚问题各方势力主要形成两大阵营(以叙利亚、俄罗斯、伊朗为一方,以西方、土耳其和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一方)和六对矛盾(叙政府与反对派、西方与俄罗斯、沙特与伊朗、以色列与伊朗、美国与土耳其、各方与“伊斯兰国”)。战争期间,不同营垒、各种矛盾不停转换,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不尽相同。“伊斯兰国”兴起之前,叙利亚问题的主要矛盾方是叙政府与反对派,同时夹杂俄罗斯与西方、沙特与伊朗两对基本矛盾,两大营垒较为分明。“伊斯兰国”和叙库尔德人逐步兴起后,阵营开始变得日益混乱,各方与“伊斯兰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冲突也在逐步上升,叙利亚政府则同时面临来自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的双重压力。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后,叙利亚局势随之改变,俄罗斯开始主导叙利亚的政治与军事进程,西方和沙特逐步退缩,土耳其在与俄罗斯短暂军事对抗后也被迫转向寻求合作。随着“伊斯兰国”走向覆灭,叙利亚各方矛盾又有新发展。如何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防止叙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遏阻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扩大,开始成为新的突出矛盾和博弈焦点。西方与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围绕谁主导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激烈斗争;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叙库尔德人爆发冲突;以色列则日益关注伊朗在叙利亚扩大势力范围并多次采取军事行动,为此导致与俄罗斯关系紧张。


截至2018年9月底,叙利亚政府军实际已控制全国近60%的领土并占据绝对优势,库尔德人控制区约占28%,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约占9%,“伊斯兰国”约占1%。图为2018年7月22日,从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拍摄的照片显示,叙利亚库奈特拉省境内发生爆炸,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已进入库奈特拉省。(图片来源:新华社)

需要指出的是,多个外部势力卷入叙利亚问题并形成两大阵营,但它们的利益、目标与政策并不相同。即使同一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一是美国。美国在叙问题上前后政策有较大变化。在叙利亚战争前期,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直到2011年8月才首次明确提出要求巴沙尔下台,并开始对叙利亚实施严厉制裁,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非致命性武器援助。随着教派冲突上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兴起,美国开始担忧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叙利亚未来可能陷入动荡,成为“第二个伊拉克”。2013年9月,叙利亚“化武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奥巴马政府从“红线”前退缩,不愿对叙利亚动武。2014年,随着“伊斯兰国”兴起,美国将政策重心转向反恐。同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将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组建国际反恐联盟,训练和武装叙利亚反对派。不过,无论在打击“伊斯兰国”还是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方面,奥巴马政府均乏善可陈。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不会向叙利亚派驻地面部队,对叙利亚政策自我设限。特朗普上台后,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积极对叙利亚增兵,并进一步扶持作为反恐主要盟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叙利亚政策聚焦于反恐和遏阻伊朗,接受俄罗斯主导叙利亚事务以及政府军赢得战争这一现实,既对推翻巴沙尔政权缺乏兴趣,也无意与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军事对抗。2017年4月,叙利亚再次发生化武事件,特朗普随即下令空袭叙政府军目标,但此举更多是惩罚式警告。2017年7月,特朗普政府下令叫停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训练与武装援助,正式放弃叙反对派,并未阻拦叙利亚政府军进攻并解放“伊斯兰国”控制区和收复反对派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和叙利亚南部等地区。目前,美国仍在叙利亚保持多个军事基地,驻军有2000余人,并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SDF)紧密合作。在基本剿灭“伊斯兰国”后,美仍赖在叙利亚的主要意图有两个: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伊斯兰国”的高压态势,防止其东山再起;另一方面配合以色列和沙特对伊朗施压,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其中,遏制和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已上升为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虽不愿无限期卷入叙利亚问题,多次宣称将很快撤军,但在以色列游说及国内压力下也不情愿地改变态度,强调将继续驻军直至伊朗撤出叙利亚为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明确提出,伊朗从叙利亚撤军是达成叙利亚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不过,美国想要实现目标还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驻军并支持库尔德武装,引起盟友土耳其的强烈不满,而美国战略转向遏制伊朗可能被盟友以色列拖入新的地区冲突。

二是俄罗斯。俄罗斯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主要出于三个考虑:首先,叙利亚是俄罗斯传统盟友,也是其在中东的最后一个铁杆盟友。叙利亚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其在原苏联范围之外的唯一军事基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其次,俄罗斯汲取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反对叙利亚政权更迭,担忧由此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忧虑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的扩散及对俄罗斯国内稳定的影响。再次,回击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寻求从外围突破,强势反击西方,以实现“围魏救赵”的战略目标。俄罗斯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给予叙利亚政府大力支持,多次采取重大外交和军事行动,确保了巴沙尔政权的生存。截至目前,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2013年9月,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关键时刻俄罗斯出面调停,成功化解这次危机,避免叙政府遭美军事打击;2015年9月,叙利亚政府军受“伊斯兰国”和反对派武装的双重夹击处境艰难,俄罗斯以反恐为名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在俄军帮助下,叙利亚战场态势逐步向有利于叙政府军的方向转化;随着“伊斯兰国”基本被消灭,俄罗斯又搭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边合作的“阿斯塔纳机制”,主导建立了四大“冲突降级区”,以此冻结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军事冲突,寻机逐步解决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问题,目前这一策略也取得重大成效。叙利亚战争成为俄罗斯重返中东、从战略收缩转向战略扩张的转折点,俄罗斯也由此重新成为中东的主要玩家。当前,俄罗斯虽在叙利亚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想要取得最终胜利仍需解决三大问题:第一,需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是选择与美国就政治解决达成一致,还是另起炉灶单干;第二,如何解决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问题上的矛盾,解决伊德利卜问题将是关键;第三,如何协调与以色列的矛盾,避免因伊朗问题致使叙利亚战局走向另一个方向。

三是土耳其。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是叙利亚问题的主要玩家之一。“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推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的埃尔多安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改善与叙利亚关系,土叙双边关系发展良好。但“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政府错误判断形势,决心以土耳其模式引领中东,积极支持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改变对叙利亚政策,转而要求巴沙尔下台,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动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以实施军事干预,一度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和大本营。此外,土耳其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入叙参加“圣战”的主要通道。2015年后,由于叙利亚库尔德人乘乱而起并建立自治政权,俄罗斯军事介入以及美国的不断退缩等一系列事件促使土耳其调整对叙政策,其主要目标由推翻巴沙尔政权转向遏制和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土耳其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主要有四个目标:阻止叙库尔德人继续坐大,防止其走向独立;反对叙利亚建立包含库尔德人自治的联邦制;斩断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联系,防止影响土耳其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反对并阻止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近年来,土耳其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目标发动袭击,还不顾美警告出兵占领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并扶持亲土武装,试图通过在这一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和支持叙反对派来维持土耳其对叙利亚问题的发言权,这一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土美冲突。与此同时,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土耳其转而与俄罗斯、伊朗开展合作,启动“阿斯塔纳进程”,建立四大“冲突降级区”。

四是伊朗。自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战争结束以来,叙利亚和伊朗就一直保持紧密关系。叙利亚是伊朗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确保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对维持伊朗在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利益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因此,伊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力支持巴沙尔政权,除了向叙利亚派遣军事顾问外,伊朗还组织、动员各地的什叶派“志愿者”前往叙参战,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来自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什叶派民兵。伊朗的叙利亚政策起初是被动防御性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战局的转换,取得了意外的战略收获,即首次打通了从伊朗经伊拉克到叙利亚直抵地中海的战略走廊,建立了更为稳固的什叶派联盟,提升了黎巴嫩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战斗力。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及影响力的提升,不仅致使其与沙特的冲突愈演愈烈,也引起以色列与美国的警惕,导致三国联手在叙利亚阻击伊朗。

五是沙特。沙特坚持要求巴沙尔政府下台,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并组织了所谓的叙利亚“利雅得派”。沙特对叙利亚的政策完全建立在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之上。沙特视伊朗为主要对手,其对叙利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推翻伊朗的铁杆盟友巴沙尔政权来打击伊朗,进而削弱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战争后,沙特对叙政策已有所收敛,虽然在口头上仍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继续支持反对派武装,但实际上已将重心转向与以色列、美国联手遏制伊朗。

六是以色列。以色列与叙利亚是邻国,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最初,以色列对叙利亚战争基本采取中立立场,虽然不满意巴沙尔政权,但对“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走向并不乐观,担心叙利亚陷入动荡或落入极端势力手中,由此将对以色列构成更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主要关心的是其地区最大敌人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问题,并为此划了两条“红线”:绝不允许伊朗在叙以边境地区建立“前沿阵地”和军事基地;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色列声称,一旦发现“红线”被逾越,以将发动军事打击。2017年以来,随着叙利亚政府军渐占上风和伊朗在叙利亚势力日益增强,以色列开始加大对叙问题介入,军事袭击频度和力度也随之增大,开始加强对伊朗目标的空袭。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初,以色列空军对叙政府军和真主党的目标发动了近百次空袭。以色列还督促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缔结以色列—美国—沙特三国反伊联盟,要求将伊朗退出叙利亚作为达成叙利亚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以色列的政策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叙利亚局势产生影响,不仅对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朗造成严重威胁,也与俄罗斯的政策目标相冲突。2018年9月,俄罗斯一架伊尔—20飞机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导弹击落,致使15名俄军人死亡。俄罗斯严厉指责以色列应对这一悲剧负责,并下令立即向叙部署S-300导弹防御系统。以色列也毫不示弱,对俄罗斯此举发出警告,称俄此举是一个“巨大错误”,“将会让整个地区变得非常危险”。

叙利亚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外部势力牵涉面最广,卷入程度最深的一场局部战争。在一些外部势力看来,叙利亚战争犹如一场地缘政治游戏,它们对叙利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毫不关心。各方的激烈地缘政治争夺不仅使叙利亚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尖锐,也加大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难度,致使战火绵延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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